物品有：一只装电子枪的空匣子，一张4月下旬在佛罗里达购买电子枪的发票，一瓶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一支未启封的注射器，一盒乳胶手套，15本笔记本，一台电脑，一副塑料手铐，一瓶防身喷雾剂，一台小型录音机及若干磁带，一套精密监听装置，若干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车辆牌照，一瓶烈酒，一只棕色提箱，内有万多美元现金，一支9毫米格拉克手枪，几副练习射击用的耳塞，一匣子弹，若干首饰，几张空白的社会安全卡、委托授权书表格和房地产过户表格，一张有伊琳·苏尔曼签字的苏尔曼大厦月租收据，以及和收据夹在一起的几大张练习伊琳签字的纸，一份有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名的委托授权书，两张向纽约市财政局缴纳苏尔曼大厦过户手续费和预付财产税的支票，支票日期为1998年7月日，金额分别为1500美元和5600美元，一张在拉斯维加斯雇佣裸体女佣的合同，此外还有十几顶假发套，其中一顶红棕色的，与伊琳的头发颜色和发型相仿，还有与伊琳物品相似的红框眼镜和睡袍睡帽。

车的后厢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条两米多长的黑色行李袋。埃德·瓦拉斯一米八的个头，他可以毫不费劲地把自己装进去。值得注意的是，本来放在后厢的备用轮胎和车用千斤顶被挪到了车厢里的司机座和后座之间。看过描写黑手党的著名影片《哥德斐纳》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有人打算往后厢里塞尸体。

埃德·瓦拉斯还细心地刷下林肯车轮胎上的泥土，以便通过泥土鉴定分析来确定两位凯梅斯曾去过何处。后来，警方搜寻了所有可能的泥土来源地，试图找到伊琳·苏尔曼或她的尸骨，但一无所获。

7月8日，纽约警署成立了以黑人警长、首席侦探约瑟夫·雷兹尼克为首的50余人的专案组。地区检察官指定了以康妮·佛南达为首席公诉人的7人小组。被告方的阵容也十分可观，在最多的时候，娴泰和肯尼共聘请了5位律师和名私人侦探。

当警方把娴泰和肯尼·凯梅斯的名字输入全国联网的犯罪资料数据库后，美国国内有4个州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不算这次的苏尔曼夫人失踪案，其犯罪活动牵扯到00余人，其中至少有两人失踪、一人死亡。在以后的一年多里，纽约警署为此案派出了上百人次，走访了分布在40多个州和近10个国家的上千位相关人士，他们中最远的到了欧洲。侦破调查工作量之巨大实为罕见。

娴泰很知道如何与律师们打交道。他们的律师聘了又炒，炒了又聘，最短的一位只为他们工作了48小时。据娴泰的大儿子肯特·沃尔克回忆，当年在内华达州时，娴泰“几乎找遍了拉斯维加斯所有的律师。不少律师因为她满嘴谎言而不与她合作。她总能编造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拖欠甚至拒付律师费，还逼迫一些人为她干不正当的事。没有几个律师到最后是与她好说好散的。然后她又打开电话黄页，按字母顺序打电话给下一位律师”。难怪娴泰在纽约的律师霍赛·慕尼茨对新近加入被告辩护组的马休·威士曼说：“你要当心，别忘了我们是在跟魔鬼周旋。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而不会在乎我们的死活。”

娴泰毕竟是初闯纽约，对这里的人和事都不甚熟悉。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她只好请同监的女犯替她推荐律师。霍赛·慕尼茨是她在7月6日最早聘请的两位律师之一。娴泰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警方没有理由把我们扣在这里。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不过是一起民事纠纷。那辆林肯车漏油，车行要是不给解决我们当然不能付钱。”另一位律师两天后被娴泰“炒”掉，霍赛于是替她另请了民事辩护律师马休·威士曼。

几天后，马休与娴泰、肯尼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大楼一间律师-委托人会晤室里见面时，二位凯梅斯要马休替他们买一只小型窃听器。肯尼曾经在一本间谍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装置，其有效窃听距离为半径一英里以内。肯尼凭着记忆画了一张窃听器的草图。娴泰向马休·威士曼解释道，他们的计划是，让马休事先偷偷地把窃听器安装在这张桌子底下，等下次会晤时，他们假装“无意”发现了它，然后控告当局企图窃听他们的谈话，使整个案子因“执法不公”而流产(撤销)。马休·威士曼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非法要求。

后来在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请求桑塔芭芭拉法院澄清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纠纷时，娴泰又要马休·威士曼替她伪造一张肯·凯梅斯的委托授权书。“你只管把文件打印好，其余的由我负责。”娴泰的意思是，她要在文件上伪造肯·凯梅斯的签字。这种要求简直太过分了，马休不仅当场退出会谈，而且拒绝继续为娴泰两人工作。一个月以后，经娴泰反复要求，再三保证不再干这些违法的勾当，马休才又重新回到辩护律师小组。

当案情的进展从民事变为刑事后，娴泰担心马休没有足够的经验处理刑事案件，于7月14日又请来了第三位律师迈尔·沙其。一年后，1999年7月日，随着麦可·哈迪和埃里克·索夫特的加盟，娴泰、肯尼的辩护小组扩展到了五人。

7月9日，警方录下了两位公证人唐·